当代书法要传承，更要创新。
从全国书展选送的作品来看，相当数量的书法作品缺乏新意，模仿、抄袭的痕迹严重；展览体、获奖体书风泛滥；更为严重的是，有些书家不是模仿学习古代的二王法帖，而是抄袭、复制当代书家的“二王书风”，相互熏染、竞相模仿，形成“近亲繁殖”，导致“二王伪书风”愈演愈烈，愈演愈痞化。
经典书法创作，体现书家的思想感情与精神世界，更蕴含时代精神和特色。这些具有学术价值意义的作品，方能树起历史地位。历史上黄庭坚、王铎、徐渭、黄道周、倪元璐、董其昌等许多书家，他们之所以被世人称之为大家，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书作兼具传承与创新，融汇时代气息，并格调高雅。当然也有特殊情况，即书法史上虽不长于创新，但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，同样会赢得历史地位。赵孟頫在保护、传承汉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——在传承二王经典帖学方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。再譬如现代书家沈尹默，他是继承传播二王经典法帖的。他之所以被称作大家，不仅因为他的书法，更为重要的是民国时期碑学笼罩着整个书坛，帖学式微，沈尹默率先垂范精研二王帖学，使整个书坛沉寂多年的帖学苏醒过来，为现代乃至当代学习二王经典帖学奠定了基础，使二王帖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。
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京，可谓是开宋代写意书风的领袖，他们的书法风格各有新意，与他们深厚的文化修养与理论识见有关。正如苏东坡所言：“作字之法，识浅见狭学不足，三者终不能尽妙，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。”又如黄庭坚关于草书的识见：“余学草书三十余年。初以周越为师，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脱。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，乃得古人笔意；其后又得张长史、僧怀素、高闲墨迹，乃窥笔法之妙；于燹道舟中，观长年荡桨，群丁拔棹、乃觉少进，喜之所得，辄得用笔。”再如米芾曾说：“蔡京不得笔，蔡卞得笔而乏逸韵，蔡相勒字，沈辽排字，黄庭坚描字，苏轼画字。上复问，卿书如何？对曰：臣书刷字。”
晚明几位书家，徐渭、张瑞图、黄道周、倪元璐、王铎等，他们的书作都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。如徐渭在《玄抄类摘序说》言：“自执笔至书功，手也；自书致书丹法，心也；书原，目也；书评，口也。心为上，手次之，目口末矣。”他认为使书法精妙的不是手而是心，因此，“心为上，手次之”。可见“精神”在书法中处于主导地位。王铎提出：“书未入晋，终入野道。”他还说：“学不参透古碑，书法终不古，为俗笔多也。”在清代帖学式微的情况下，阮元、康有为大力提倡碑学，一些书法大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历史机遇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碑派书风，如何绍基、赵之谦、康有为、吴昌硕等。
追求学术是一种科学态度，它不至于使我们走错路或走弯路。有抱负的书家，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能与深厚的学养，更要有学术的高度与科学的态度，不断审视与调整自己的书法创作，方能有所创新，经得住时间的考验。东晋王羲之的书法可谓是美誉天下，王献之则以超人的胆识，以外拓的用笔法变其父的内擫笔法，另辟蹊径，也成为书法史上的大家。《书后品》尝云：“子敬草书，逸气过父，如丹穴凤舞，清泉龙跃，倏忽变化，莫知所自，或蹴海移山，翻涛簸岳。”其实，后世狂草正是滥觞于王献之的连绵书。
当代书坛应该是一个流派风格纷呈、多元化创作的格局，但今之书法缺少原创性，更谈不上学术价值意义。因为帖学层面的书法创作仍然是重复古人，无创新之意，粗糙无华，缺少经典之作；碑派书法毫无生气，几乎是旧辙重蹈；碑帖融合的书风甚少。这是当下书法创作的状况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创作的学术空白。
当前，碑帖融合的书风是学术创新的重要领域，从上世纪初民国时期出现的一些碑帖融合的大家，如沈增植、吴昌硕、于右任等，到如今几乎很少有碑帖融合成功的书家出现，即使有，多数书家创作还是停留在表面上，缺少古意和新意。所以当代书家应该在碑帖融合的领域中做文章，思考如何创新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
当代书法创作的难攀领域，仍在碑帖融合，因为今人在帖学领域中欲另辟新径、形成独特的风格，其难如古人登蜀道。碑帖融合的书法创新较之帖学书法创新容易得多。如果真正使碑帖书法融合起来，形成新的风格、新的面貌，定会“千人千面”而不是“千人一面”。只有这样，才有学术的新生价值和意义。
自古书法有新域，作为有抱负的书家，一定要根植于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下去思考当代书法的创作状况，以学术与科学的视野审视与调整自己的创作，方能有所创新，才能彰显其学术地位与历史意义，赢得世人的尊重。
因此说，重振书法教育，其可预见的效果就是重振学生之德重振民族文化修养之风。
而从书法的技术技巧来分析，应当先从软笔也就是毛笔书法入手，而不是从硬笔书法入手。从软笔入硬笔易，从硬笔入软笔难上加难，而当代书法之所以呈现浮躁不上进，无法与古人比肩的弊端，又恰恰是因为大多数当代书法家没有从童蒙时先从毛笔入手。
吴老师
